具体而言，监察委员会除了受到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间接监督与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的内部监督外，还应当受到同级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与同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从而形成内外合力的多元监督体系。

本文将对行政法典总则的价值、类型、存在的问题、完善对策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一系统探讨。即是说，笔者是通过对若干行政法典总则内容的观察和分析而得出这五个方面的功能的结论的。

其中有关告知的形式等的规定就是较为典型的程序条款。然而，这些内容的抽象是相对于具体的行政法规则而论之的，它们的抽象是建立在行政法规则的具体性之上的，这种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是互补的。行政法典的制定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行为予以完成的，目前形成总则乱象还有一个不可以回避的因素，那就是诸多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在相对封闭的境况下进行的，广大的社会主体有相对较少的参与机会，诸多的法律专家也没有当然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力，他们或者参与或者不参与都决定于该法典的制定机关。第四，缺失立法标准化的问题。我国《立法法》就将法律体系分成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五个位阶。

我们可以撇开学术界的这些争论，相对中性的看待行政法中的原则与规则。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行政法典总则的规制技术是非常严格和严谨的。它存在于推翻绝对君主制、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历史事件中。

但是，这些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由一个或多个授权规范组成的。对此，参见京特?帕奇希（Günther Patzig）：可怕的抽象化——20年代之德国对希腊哲学的非理性化解释（?Fuchtbare Abstraktionen. Zur irrationalist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im Deutschland der 20er Jahre），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Die Krise des Liberalismus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鲁道夫?冯?塔登（Rudolf von Thadden），G?ttingen，1978年，第 201页以下。这里只有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能判断一个宪法的好坏，人们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宪法概念，然而，在抽象的形式宪法概念和实质的宪法概念那里主要也是判定，当一个宪法存在时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在凯尔森的著作中，宪法具有核心作用。

它有不同的变形，其中，有两个变形在这里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在这个应用程序中，什么发挥图示的作用的问题转化为基础规范的演绎推理的哪句话表达了图示的问题。

在这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在一个明确的定义中被清楚地限定为规定规范创设的规范： 这里，宪法是在实质意义上理解的，也就是，通过这个词来理解规定一般法规范创设的实证规范。凯尔森对绝对君主制转变为议会制共和国的这部分表述讨论的是旧宪法，下面的事实陈述是第二个前提： （2）君主制宪法虽然曾被创设，但不再有实效。在这里，创设要素（S）存在于习惯中表达的建立习惯的个人意志行为（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31页）。[9] 这里，形式性既不在于程序特征，也不在于非本质特征，而在于，在抽象的—普遍的特征那里涉及的是规范的结构，而非内容。

他不仅谈到如何通过历史的考量达致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建构立基于几百年的旧的历史传统，[11]而且将该传统的产物与自己的定义——根据他的定义，实质意义上的宪法由涉及最高的规范制定机关的法规范构成——相对比。[49] 关于这种区分，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概念与效力》（前注6），第170页以下。反之，如果基础规范的前置句中存在定义制宪事实构成——个别事实涵摄于该事实构成之下——的谓项，情况就不同了。凯尔森接着说，基础规范取决于实质（Material）——将这个实质统一解释为法是基础规范特有的功能，在这里是独裁者，在那里是人民被基础规范作为最高的、创设规范的机关。

在不引入道德应然的情况下，如果要从这个实然得到应然，则必须预设基础规范。它要求，不仅将（1）中包含的三个谓项理解为普遍的，而且将其理解为感性的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即对（普遍）可感觉的东西（感性的、但实际上还没经验到，因此是纯粹的）的形式特征的称呼，这些在运用中限制作为范畴（知性概念）的应然（A版第140页，B版第179页）。

[10] 汉斯?凯尔森：《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Berlin，1925年[以下简称：一般国家学]，第252页。在上面所引的凯尔森的表述中，正如已提到的，出现了两种事实构成：制宪的事实构成和依宪法创设的事实构成。

在这里，纯粹性不应排除图示包含某些感性的东西。它没有规定如何实现实质性的这四个维度，因此，它对诸如独裁的一党国家和民主的多党国家等不同现象保持开放。[7]形式的合宪性以遵守权限、程序和形式等规定为前提条件。这种可能性表达了形式的/实质的二分的多义性。但是，正如已表明的，它有一个对象，也即对规范创设的授权。对此参见斯坦利?L ?鲍尔森（Stanley L. Paulson）：论汉斯?凯尔森在形成奥地利宪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对违宪审查的辩护（On Hans Kelsen's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ustrian Constitution and his Defense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载《作为理性的合理性？——奥利斯?阿尔尼诺纪念文集》（The Reasonable as Rational? Festschrift für Aulis Aarnio），维尔纳?克拉维茨（Werner Krawietz）、罗伯特?S?萨默斯（Robert S. Summers）、奥塔?魏因贝格尔（Ota Weinberger）、格奥尔格?亨里克?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 Berlin，2000年, 第391-392页。

体系的规范性赋予与个别的或特别的规范性赋予不同（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汉斯?凯尔森的相对先天的概念（前注47），第192页以下）。总结一下，可以得到两个命题：第一，宪法的本质在于对立法的规定。

二、基础规范的抽象性 先验逻辑或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是基础规范。基础规范将什么转化为客观的应然？这个问题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几乎不值得提出。

如果个别的规范创设在没有实证法的授权规范在中间连接，而直接由基础规范赋予法创设的意义，它就开始了。混乱在《纯粹法理论》第一版中就产生了。

因此，为什么凯尔森的基础规范首先被称为宪法，其次被称为法逻辑的或先验-逻辑的宪法就很清楚了。这两个命题会引发内容空洞的批评。[33]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29页。这是凯尔森著作的伟大之处。

第二个维度，规范性维度，也有作用，因为，事实既不能独自证立应然，也不能独自证立效力。[71] 与宪法有关的基础规范在法体系中的一个位置（即宪法）提供规范性。

[16]这种双重的用法会产生混乱，它最明显的表现为：通过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这个字面上矛盾的语句来表述凯尔森的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概念。法创设的事实与事实满足法创设的事实构成一样多。

[7] 参见汉斯?凯尔森：国事裁判权的本质与发展（Wesen und Entwicklung der Staatsgerichtsbarkeit），载《德国国家法教师协会会刊》（VVDStRL），第5册，1929年[以下简称：本质与发展]，第37页。卡尔·施米特批评凯尔森为没有对象的抽象化，[41]相反，他可能无权在凯尔森的宪法特征的概念上摆脱尼采的论战转向可怕的抽象化 [42]。

[65] 这里，法创设的事实构成由宪法、实际被创设和有实效三个谓项构成。这个矛盾的印象只有当该语句被解释为本质意义上的宪法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宪法时才可消解。如果人们将实效从基础规范中移除，或者将抑制实效的力量的东西加入基础规范，则是另外的情况。因此，OBn能被证立，而OBn不再能被证立。

这个问题涉及宪法与实证法以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梅克尔（Adolf Julius Merkl）引入[1]的规范层级构造理论，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宪法概念，层级构造理论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般国家学》中只有几页提到基础规范先天的不具有什么内容。如果Sn ∧ Wn适用，规范n就只是一个习惯法规范。

基础规范的任务不在于证立任何应然或任何效力，而在于证立客观的应然和客观的效力。由此，人们才可以说基础规范有两种形式。